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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其实贪财且自私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26:45 阅读: 来源:熔接机厂家

当康、梁领导强学会的时代,他们是名满天下,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,在变法之前,康有为简直是改革路上的天王巨星和至圣先师,是推动变法的重中之重。 光绪帝的悲剧与康有为的思路和手段有直接关系。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,为事实上的总策划。清廷坍塌,犹不死心,和张勋共谋复辟,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。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,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,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,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。这种嗜好上瘾之深,简直身不由己,并且不惧所托非人。 康有为晚年策划参与张勋复辟,出力最多。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,武昌起义后,率部企图顽抗,败后退驻徐州一带。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,人称“辫帅”,所部称“辫子军”。1917年6月,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,率兵入京,解散国会,赶走黎元洪,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。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,逃入荷兰使馆,被通缉。张勋复辟,也促使康、梁彻底分家。 张勋死了,康有为没事儿。到了1925年,他又主张拥立溥仪为皇帝,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,博取功名富贵,亟思有所表现。 《清史稿》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,放在殿尾的一卷,也算大有深意的。 他的褊狭偏执性格可以说毕生贯穿,不稍让步。 1923年,吴佩孚五十岁,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的奉系军队,被委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,驻节洛阳。康有为贺吴佩孚寿联云: 牧野鹰扬,百世功名才半纪;洛阳虎视,八方风雨会中州。那个气势是饱满拔节地烘托起来了,沧海横流,豪杰出世,雄才大略,鹰扬虎视,极言宇内大才,超尘拔俗的宏大气魄。正因为联语极佳,被人窥破其中阿谀奉承的机关,坊间讥刺为“傍友”,犹今之傍大款的“傍”,吊膀子式的“傍”,其惶惶奔走,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。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,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,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。他自居文圣,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。但吴对之尊而不亲,使其失望而去。 康有为行为颟顸。1924年,在西北,逗留西安其间,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。赠送上等皮袍,他又说冷,要买狐皮袍子,刘也应之。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,捧场之病依旧。联曰:华为五岳首,海纳百川流。依然老脸老皮,不顾社会反应,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。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,而欲栖身教主地位,时势不作美,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,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。 陕省收藏家,慕名请其鉴定文物,康氏来者不拒,多据为己有。又有请看古钱的,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,据为己有,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,情愿送他一枚,请把其余退还,www.lishixinzhi.com康氏顾左右而言他,装作没有听见走了。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,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,将经卷截回,康氏恼羞成怒,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,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,索钱;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《不忍》杂志的股本,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……(高拜石《古代春风楼琐记》二卷,86页)

穷途末路时分,他的本色,现出原形,简直是不管不顾的耍赖。戊戌变法的失败,与改良派失策有关,康、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,想当教主,而性格一根筋,操作更是笨伯,一意孤行,那就有好看的了。他们的失败,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,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。近代以前,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,人治社会,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,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。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,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。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,康有为的一言一行,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。 当时的慈禧太后,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,权欲极强,说一不二;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,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,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,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,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,但康氏不此之图,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,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,胶柱鼓瑟若是,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? 他早先反对、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,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,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,“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,说袁勤王,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,除旧党”(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)。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,比他更鬼,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,嘱托袁世凯:朝廷一旦有“意外之变”,他就即刻带兵进京。 戊戌变法后,中山先生对康、梁一是设法营救,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,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,以梁启超为校长,听其办理,然而康、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。 此后,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,劝康有为合作,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,将宫崎逮捕。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,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,“平心而论,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,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。轻举妄动,虑事不周,上负其君,下累其友,康、梁辈虽喙三尺,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”(《与张元济书》,《严复集》三卷,533页)。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。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,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。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。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。他的《大同书》“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”,悬鹄不可谓不高。中年时期,1895年秋,他到南京找张之洞,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,张氏待之为上宾,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,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。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。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,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。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,他评价康有为说:“自私自利而具野心,但又缺乏经验、判断力和方向。”(萧公权《近代中国与新世界》20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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